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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2000年7月3日审议通过）第8条第3项。

通常，主权国家在制定宪法时都会成立专门的宪法起草机构来负责宪法起草工作，但有些国家的宪法起草工作是在主权国家通过宪法加以确认之前进行的。1993年将市场经济写入宪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注入了宪法所肯定的市场经济活力，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第一，通过党内法规，明确了所有宪法工作的主体都具有政治机关的政治属性，必须接受和服从党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和各个方面的领导，这一特点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定。[4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017年10月18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84页。[25]为此，要树立坚定的宪法自信，坚决抵制和反对鼓吹美西方国家的宪政概念及其模式的错误观点，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发展道路。因此，在中国现行宪法体制下，只有执政党才有资格和能力实行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方式决定的。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特定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的宪法工作都有一定范围的限制，不是可以随意而为的。

例如，有的学者在文中就着重强调加强宪法解释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故需要加强宪法解释工作，保证宪法实施。[42]《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刑法通说将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归纳为五项：一是必须发生了现实危险（以下简称起因条件）。

[20] Vgl. Diethelm Klesczewski, 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 Ein Lehrbuch, Verlag Franz Vahlen München,2016, S.81.[21]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对此，可从两种情景展开讨论。一方面，相较于刑法，基于法益性阙如阻却违法的事由及部分基于法益衡量阻却违法的事由在行政处罚法中的实践意义被削弱。治安管理处罚规范中包含了正当防卫，也即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制止违法侵害行为，其体现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

综上，行政处罚的豁免范围包括但并不限于被害人承诺、推定的承诺、假定的承诺、自损行为、危险接受等因法益性的阙如阻却违法的事由，以及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自救行为、行政许可、义务冲突等基于法益衡量阻却违法的事由。五是必须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以下简称限度条件）。

当然，为了避免因认定违法性阻却事由降低效率及增加成本，可将正当化事由的举证责任交由违法行为人。[5]唯有立足实践，方能有效回应上述纷争与疑虑。熊樟林：《论行政处罚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25-26页。类推适用的展开需要以事物本质的判断为前提，以不违反制定法原则为界限。

因此，违法阻却判断不宜与有责性判断相混淆。[55]换言之，包括违法性阻却事由及其豁免规则在内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体系应当法定。浙江省紧水滩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龙泉市水利局水利行政管理案涉及行政许可的认定[43]。3.类推适用不违反《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将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类推适用于行政处罚，符合事物本质。

B 公司不得以正当防卫为由豁免因低价倾销行为所致的处罚。其次，量罚情节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体系的判断处于行政处罚规则适用的不同阶段。

比照适用旨在贯彻平等原则，既应遵循同则同之的要求，对于具有实质一致性的要件做相同处理。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显然是非形式的，其中蕴含了大量的价值判断。

仅有的讨论将法律精神与法律价值、法律乃至法治的正当性作相似或相关理解。[53]相较而言，行政处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是排除违法性的免责事由。作为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法律思维方法探究制定法漏洞的填补方案是有效路径。[24]作为行为要件，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体系的认定是一种全方位的判断，包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判断，也包括行为发生的时空和各种条件等事实状态的判断。从当前行政处罚裁判实践来看，亦有诸多案件进行了违法阻却判断。劳东燕：《法益衡量原理的教义学检讨》，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第367-368页。

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应当借助何种方法填补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法律漏洞？行政处罚的豁免范围如何确定？（一）归纳法与演绎法的不足1.归纳法的困境尽管《行政处罚法》（2021年）并未包含违法性阻却事由，但特别处罚规范中有关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规定屡见不鲜。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并未涵括违法性阻却事由。

当具体合法的个人法益遭遇风险时，以牺牲具体和个别的制度利益为代价往往是值得的。换言之，通常意义上归属于量罚体系的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以及从重处罚都以存在违法性为前提。

2020年国务院通过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55条规定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对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针对其性质、特点分类制定和实行相应的监管规则和标准，留足发展空间，同时确保质量和安全，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处罚豁免规则，对于《行政处罚法》是一个亟待填补的制定法漏洞。

早在本世纪初，已有检察机关主张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行为应豁免的开端。[28] 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70-72页。（二）豁免规则应予以填补圆满性论证，是指证立实定法上应当设有可以适用于该个案的法律规则。[55] 尹培培：《处罚法定的价值蕴含与现代行政法的变迁》，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87-195页。

 李晴，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行政处罚豁免规则试图进一步厘清特殊情形下哪些行为可为、哪些行为不可为，事关行为人的行为边界和行政处罚权的实施边界。

最后，量罚情节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所形成的行为评价不同。换言之，违法性阻却事由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处罚豁免规则属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规则的组成部分。

肯定说下的诸研究多将行政处罚豁免作为单纯的法学教义，对于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定性、渊源、形式及判定标准存在广泛争议。[10] 安徽省怀远县人民法院（2015）怀行再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

对于已经成文的行政处罚规范，需要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进行解释和适用。第二部分已经述及道路交通领域规定的紧急避险和正当业务行为。参照刑法学中的用语，以法益权衡为演绎前提，若不存在需要保护的行政法益，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行为的违法性自然可阻却，可称之为因法益性的阙如阻却违法的事由。[30] 汪永清：《行政处罚运作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70页。

或作为主观要件的内容[27]。刑法违法性阻却事由的两分法即由此而来。

在判定行政处罚行为要件也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时，进行违法性阻却判断是必要的。在义务冲突时，为了履行其中某项行政义务，而不得已不履行其他义务时，违反后一义务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也易于被豁免。

典型的例子是载有临产孕妇的出租车在紧急去往医院的路途中闯红灯。因此，刑法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人的利益，刑法法益亦以个人利益抑或个人法益为中心。